2016年10月，瑞典国家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科学奖——通常被误称作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两位出生于欧洲、在美国工作和生活的经济学家Oliver Hart and Bengt Holmström（奥利弗·哈特和本特·霍姆斯特罗姆）以表彰他们在高管薪酬契约领域的贡献。哈特与霍姆斯特罗姆因将公司高管薪酬计划中风险与激励的最优组合模型化从而确定基本工资、奖金与股票期权的恰当组合而受到赞誉。换句话说，他们之所以受颁瑞典国家银行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因为他们的理论将直接服务于大公司的公司CEO和其他公司高管们获取丰厚薪酬的行为合理化了。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该奖很少授予这类与商业相关的实务研究，而更多颁给了开拓新古典经济理论范式的学者们。
1901年，Alfred Nobel（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只设立了五个奖项，分别是物理学、化学、文学、和平与生理学或医学。直到60年后的1969年，瑞典国家银行才单独资助设立了经济学奖，该奖项虽然获得了诺贝尔家族的默许，但他们并不十分情愿并坚持要求该奖使用不同的名称以突出其在资金来源上的差异以及该奖项在事实上只是以纪念诺贝尔为名设立而非原始奖项。
资助设立经济学奖的原因纯粹是政治性的。1968年，新古典主义或边际主义经济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瑞典社会民主党处于执政顶峰时期，与此同时，各地都爆发了反抗正统经济学的活动。同年，激进经济学联合会（URPE）也在美国成立。Assar Lindbeck（阿瑟·林德贝克），一位年轻的瑞典社会民主党员后转变为保守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建议瑞典国家银行设立经济学奖以提高新古典经济学的声望——即给它一个在经济学领域的支配地位，从而与瑞典社会民主党及激进经济学相抗衡。
瑞典国家银行经济学奖最初的评选委员会包含两名朝圣山学社（与保守经济学家哈耶克与弗里德曼密切相关）的主要成员，但当时乃至接下来四分之一世纪的主动推动者是林德贝克。1971年，林德贝克出版了他最受欢迎的著作《新左派政治经济学》（由在1970年获得诺奖的萨缪尔森作序）。他在书中明确反对激进政治经济学联合会，集中攻击保罗·巴兰与保罗·斯威齐的《垄断资本》与《每月评论》的激进经济学。
由林德贝克主导的伪经济学诺贝尔委员会致力于确保新的经济学奖授予服务于1%人群的经济学学者。在最初几年，有少数“冒牌凯恩斯主义者”——用琼·罗宾逊的称呼——如萨缪尔森获得了该奖项，在此之后，则主要授予了右翼、主张“自由市场”的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们。1974年，尽管哈耶克此时在经济学领域的声誉处于低谷时期，但却与瑞典经济学家Gunnar Myrdal（纲纳·缪达尔）——诺奖历史上唯一的社会民主党人（社会主义者完全被排除在外）——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哈耶克和缪达尔的组合也是有意为之，实质上是一种交换而已。自此之后，左派经济学家再也无人获得诺奖。
事实上，到1976年米尔顿·弗里德曼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时，评选委员会甚至都不觉得再有必要达成这种妥协，把该奖同时授予与弗里德曼明显处于对立面的左派学者John Kenneth Galbraith（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弗里德曼在其《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批判了马克思著名的社会主义口号“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哥达纲领批判》），并提出了资本主义版本的口号：“按个人及其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的产出分配。” 三位诺奖桂冠得主，詹姆斯·M·布坎南、弗里德曼与哈耶克也都曾经在推翻人民联盟政府的社会主义者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的流血政变后担当过智利军政府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的经济顾问。
或许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是瑞典国家银行纪念诺贝尔奖曾拒绝把奖项授予《每月评论》的重要贡献者琼·罗宾逊。她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写作《通论》时，作为剑桥“凯恩斯学术圈”的主要代表人物与凯恩斯（以及卡莱茨基）经济思想的主要支持者，也是非完全竞争理论的主要提出者，同时她基于斯拉法的新李嘉图主义成为在资本理论大论战中“两个剑桥之争”的主要声音。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进入到80年代，罗宾逊夫人仍然是在世的经济学家（不仅是左派）中最杰出的一位。甚至《商业周刊》在问卷调查了很多美国经济学家的观点后，预测1975年的经济学奖非她莫属。然而，因为写作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作为左派学者的罗宾逊夫人根本没有可能获得该奖。
《每月评论》的多位作者，包括斯威齐在内，在过去数十年内都曾经被诺奖提名过，但都根本不在该奖意识形态的界限内。
经济历史学家Avner Offer and Gabriel Söderberg（阿维纳·奥弗尔与加百利·索德伯格）在他们非常有价值的新书《诺贝尔要素：经济学奖、社会民主与市场转变》（2016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中——上文中的很多分析都源自此书以及Yasha Levine （雅莎·莱文）2012年10月12日在Alternet 上的文章《经济学没有诺贝尔奖》——认为瑞典国家银行奖是被主流媒体与学术界描绘成了与其他诺贝尔奖项齐名的“货真价实”的诺贝尔奖。这带来的回报是：瑞典国家银行及与之密切联系的保守经济学家们达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目的，该奖项极其成功地将本该具有更宽泛领域的经济学内涵狭义化了。这一只服务于1%群体的经济学范式占据了学术领域、政策领域以及媒体话语体系，同时使得其他理论范式降格为异端或非科学的理论。
瑞典国家银行奖的获得者在经济学领域形成了一种“诺贝尔力”，在抬高了某些方法的同时，排挤和消除了其他研究方法。如马克思描述“边际主义”或“庸俗经济学”时所言，这种霸权式的经济学明目张胆、毫无羞耻地变成了“不怀好意和恶意诡辩”的经济学。这实际上是一场范式或意识形态式的政变！
原文网址：http://monthlyreview.org/2016/12/01/mr-068-07-2016-11_0/
（来源：《每月评论》2016年12月第68卷第7期编者按节选、公众号：“昆仑策研究院” 陆夏/译）
